办公室安上一张行军床，平时住在办公室，每日三餐是家人送来的早中晚各一个饭盒。又常常在子夜到光学玻璃车间观看玻璃熔炼的情况，或者和工作在那里的人谈工作。”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风格 龚祖同在工作上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作风，深深影响着与他共事过的同事以及他的学生。他对待科学严谨，对待功名荣誉却如浮云。
1927年，他自费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部深造，师从密立根(R.A.Millikan)教授。在学位论文选题上，密立根教授让赵忠尧通过对硬γ射线吸收系数的实验测量，验证克莱因-仁科公式的正确性。 实验室工作十分紧张，赵忠尧这些做实验的人常常是上午上课，下午准备仪器，晚上趁夜深人静，通宵取数据。为保证半小时左右取一次数据，他不得不靠闹钟来提醒自己。
王育竹1932年2月29日出生于河北正定。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1960年毕业于苏联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获得副博士学位；1989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量子光学开放实验室。量子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原子频标开拓者之一。
杨嘉墀(1919年7月16日—2006年6月11日),江苏吴江人。194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4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领导和参加包括第一颗卫星在内的多种卫星的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制。
1979年11月，正在德国马普金属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的葛庭燧应邀到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顺道回国。临行前，他往行李里塞了两双旧皮鞋。 助手不解地问：“远道回国，带旧皮鞋干嘛?” 葛庭燧说：“带回去补一补。” 原来，葛庭燧到德国之后，住处较远，他和助手们一起乘公交车上下班，因为走路多，把皮鞋底磨坏了。
1956年，贝时璋加入国家和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按照相关规定， 贝时璋这种身份的学术大家，肩负国家任务出国考察，理应下榻在专门的高档酒店，享受一定的优待。但贝时璋坚持住在简陋的小招待所，吃便宜的面包、香肠。考察临近尾声时，国家给的各种经费还剩下不少，按例无须上交， 事实上也不知道该交给谁。
把治丧费省下来用之于科研”。在这种悲痛的时候，吴学周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首先想到的还是国家，还是科研工作。高能物理所把他的信公布出来，号召全所学习老科学家的高尚品德。这倒令吴学周非常不安，因为在送信前他曾再三叮嘱女儿“少让人家麻烦”。
20世纪80年代末，陈润生留学归国，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同时也开启了自己的教学生涯。他是国内第一个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的学者，至少在8年时间里，他开设的这门课都是全国独一家。如今八旬高龄，他依然每周坚持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授课。
一整个暑假，他把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阅读这篇长达几十页的文章，终于基本弄清了文章的脉络，知道了基本的结果和所用的方法。 谷超豪的分析论文在讨论班报告上获准通过，他感到收益很大。几十年过去了，谷超豪仍会谈起对这篇论文的眷恋之情。
夏培肃(1923年7月28日—2014年8月27日), 四川省江津市(今重庆市江津区)人。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195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电子计算机专家，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夏培肃 (1923年7月28日—2014年8月27日) 我国第一款国产通用CPU芯片“龙芯”,在坊间又名“夏芯片”。
侯祥麟是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和我国石油石化领域的战略科学家，成功领导研制原子弹工业分离铀-235装置急需的油品，以及导弹所需的特种润滑油、脂，是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和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 之一，也是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倡议人之一。 这样一位科技界的“大先生”、石油科技界泰斗，从1960年到1982年的22年间，竟只发表了一篇论文。
赵九章还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组织了西北治沙队，赵九章建议正在研究近地层大气湍流的刘振兴去参加。 作为气象组成员，刘振兴先是进行了艰苦的路线考察，接着在宁夏中卫市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试验研究站开展了近两个月的定点考察，利用积累了几年的观测资料，研究了沙的传输过程和在不同风力方向下沙丘的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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