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篇 姚崇灭蝗

　　[题解]
　　姚崇（公元650-721），本名元崇，为避开元年号，改为崇。历事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诸朝，任刺史、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宰相等职。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蝗灾严重，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在田头焚香膜拜祈祷，坐视庄稼被蝗群吞食。地方官吏、朝迁大臣，也都认为蝗虫不可捕杀，否则有违天意，会降下大祸。姚崇力排众议，说服唐玄宗同意捕蝗，并取得灭蝗胜利。

　　本篇选自《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列传四十九。

　　[原文]
　　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蠢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惶谊也。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清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yi),惶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德，昔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应命。崇移书诮之曰：“聪伪主，德不胜妖，今妖不胜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谓修德可免，彼将无德致然乎？今坐视食苗，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何？”若水惧，乃纵捕，得蝗十四万石。时议者喧哗，帝疑，复以问崇。对曰：“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昔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后秦有蝗，草木皆尽，牛马至相啖毛。今飞蝗所在充满，加复藩息。且河南河北家无宿芷，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且讨蝗纵不能尽，不逾于养以遗患乎？”帝然之。黄门监卢怀慎曰：“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虫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chou），叔敖斩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驱，若纵之，谷且尽，如百姓何！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蝗害讫息。

　　（注：刘聪，匈奴贵族刘渊之子，灭西晋，立国号汉，刘聪死后改国号赵，史称前赵。）

　　[释文]
　　唐玄宗开元四年，山东蝗灾严重，农民在田头设祭，顶礼膜拜，坐视蝗虫吞食庄稼而不敢捕杀。姚崇向唐玄宗报告说：“诗经上有：‘抓住吃庄稼的害虫，把它烧掉。’东汉光武帝下过诏书说：‘勉励农民顺农时耕作，种好庄稼与桑林，除去害虫。’这些都说明除蝗是正确的。蝗虫怕人，易驱赶，况且庄稼有主，只要使他们自救其地，不必化费什么人力。只需夜间田头设火挖坑，边烧边埋，蝗可除净。古时有除蝗失败的例子，主要原因是除蝗的人不肯出力啊。”于是派出御史为捕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捕蝗灭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向唐玄宗上书说：“消除天灾方法应当用仁德，过去刘聪除蝗失败，蝗害反而加重了。”拒不执行除蝗命令。姚崇写信讽刺倪若水说：“刘聪是个伪君，他的仁德不能战胜妖异，现今皇上圣德，自能战胜妖异。如果说古时候好的地方官吏，蝗虫要避开他所管辖的境界，以仁德免去灾祸，那么有蝗灾的地方官吏便是无德了。如今你管辖的地方出现蝗灾，又坐视不救，灾情出现，你当刺史的怎么交代呢？” 倪若水害怕起来，才下令捕蝗，捕杀蝗虫十四万石。这时，议论纷纷，唐玄宗动摇不定，再次问姚崇。姚崇说：“平庸的书生拘泥于古文教条而不知道变化。事物有违背经书但合乎道理的，也有违反道理而适合权宜的。过去魏时山东也闹蝗灾，想小忍未下决心除蝗，后来饥荒降临，发生人相食的惨状，后秦时期出过蝗灾，草木吃光了，牛马啃身上的毛吃。现飞蝗繁殖很快，河南河北农村家无存粮，错过收成必流离失所。灭蝗关系到民众安危，即使不彻底，总比不灭好。”唐玄宗同意了。黄门监卢怀慎说：“天降灾怎可人力制止呢？杀虫多，有伤和气。姚公要三思。”姚崇说：“从前楚庄王吞食蚂蝗而其病愈，孙叔敖杀死双头蛇而福星高照。蝗可驱赶，如果任其发展，稻谷吃光了，百姓如何活下去呢！杀虫为了救人，如果上天降祸，就由我一人承担，决不怪罪诿过于他人！”蝗灾乃熄灭。

　　[点评]
　　古代把蝗灾列为天灾，同水灾、旱灾、地震、风灾一样，属于“天意”，天要降罪，不可抗拒。蝗灾出现的时候，人们不敢违背“天命”，烧香祭拜，祈祷蝗虫早点离开，希望它留下一点口粮给人吃。这种思想，现在看来十分荒谬可笑，然而生活在一千五百年前的人们，科学尚不发达，有这些想法，并不奇怪。

　　姚崇也是生活在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人，不可能有多少科学知识，也说不出多少科学道理。但是他有一种极其可贵的思想，即“民以食为天”。人民要吃饭，就是“天”。虫口夺粮比什么都重要。实际上，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人类才能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