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英  山高水长路多花

“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科学研究是我自幼梦寐以求的终生选择，也是我最爱的工作。”

“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

　　——尹文英

战乱时代坎坷求学

　　1922 年，尹文英出生在河北省平乡县的一个小村。父亲在她不满一岁的时候即赴法留学，长年不在家，母亲每天忙于大家庭的家务和针线活计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小小的尹文英在毫无约束的环境中长大，但她热爱自 然、活泼善良，并且乐于助人。

　　尹文英的父亲尹赞勋，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之一。父女二人都在各自领域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也在我国科学界传为一段佳话。

　　1931年5月，尹赞勋获得法国里昂大学理学院地质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就职于北京地质调查所。随同母亲来到北京时，尹文英的年龄已有 10 岁，插班进入北京第二小学五年级读书。之前的尹文英没进过学校，仅上过几年私塾。刚从私塾教育过渡到学校教育的初期，有些功课赶不上，尹文英经常感到无所适从，忐忑不安。父亲不仅经常鼓励她，还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她，这对尹文英后来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结束了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等待尹文英的是一段极其坎坷的求学之路。从 1934 年秋考入华光女中，到 1943 年国立二中毕业的 8 年间，她先后就读过 5 所中学。在这期间，也是国家承受着巨大伤痛的灾难时期。

尹文英在上海院士风采展厅

　　1936 年春，由于父亲工作调动，尹文英随父母去了南京，插班汇文女中。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淞沪会战烽火再起。为躲避日益频繁的日本飞机的轰炸，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南京去安庆避难。同年 11 月，父亲赴南昌担任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母亲带着尹文英她们去南昌与父亲会合。此后，随着父亲单位的迁移，尹文英从南昌到安源煤矿，再到泰和县的小塘洲村，过起了一段动荡不安的生活。1939 年，父亲被调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只身前往昆明。作为长女的尹文英一个人带着全家住在广西桂林，小小年纪就成了家中的主心骨，半年后父亲又调到重庆北碚，尹文英带着全家赶去与父亲团聚，生活才暂时安定下来。

　　到重庆后，尹文英插班到合川国立二中女中分校读书。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国立二中的几位校长都是战前江苏省几所著名中学的校长，许多教师也都教学经验丰富。老师们认真备课，学生们用功读书。尹文英发奋图强，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全班前三名。最重要的是，苦难的经历练就了她坚强的意志，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特别在父亲和父辈们执着于科学的思想影响下，此时的她已懂得了“国弱被人欺，国强才自立”的道理，从此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志向。

　　1943 年，尹文英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听从父亲的建议，考入了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她虽然一直向往地质系，但报到时却被理学院院长欧阳翥先生“拉”到生物系，从此与生物学结缘。

　　当时，中央大学虽然校舍简陋，但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极其严格，实行非常“残酷”的淘汰制。尹文英所在的动物学科入校时全班有 12 人，到毕业时仅剩下了尹文英和另一名男同学。当男同学生病请假时，她就独自享受“研究生待遇”。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尹文英始终咬紧牙关，勤奋好学。抗战胜利后，尹文英和同学们经历“千难万险”回到南京，终于能在教室里安心上课，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大学的生物大楼，尹文英完成了她最后一年的大学学业，顺利从中央大学毕业，为未来从事生物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龙王庙里鱼病防除

　　1947 年夏天，尹文英即将从中央大学毕业，学校安排她接待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访问学者——英国寄生虫学家史若兰，当即被史若兰看中选做助手。1947 年 8 月 1 日，尹文英来到上海岳阳路 320 号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 3 楼 123 号史若兰实验室，从此踏上了科学研究之路。从史先生那里，尹文英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更收获了母女般的情谊。从报到那天开始，直到 1962 年初史若兰回国的 14 年间，二人亲密无间。尤其是在 1956 年水生生物研究所搬迁到武昌珞珈山以后，为了照顾年届花甲的史若兰，研究所分配给她们俩共用一套住房，两人生活在一起五六年之久，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更是形同母女。

　　1949 年上海解放后，动物研究所改制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为了解决当时我国浙江一带淡水养殖鱼类死亡率过高的问题，1952 年底，水生所与浙江水产厅和湖州菱湖镇政府协商，在我国最主要的淡水养鱼区浙江菱湖创建鱼病工作站，开展鱼病防治研究。翌年春，水生所即派尹文英等 5 人到浙江开始“菱湖鱼病工作站”的筹建工作。

　　工作站的创建是异常艰苦的。当地镇政府虽然非常支持他们的工作，但确实能力有限。当时摆在尹文英和同事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办公场所。菱湖镇是个水乡，由纵横交错的水网组成，只能行船，不能行车。在镇旁的一条主河道的中央建有一座镇河的龙王庙，四面环水。全体研究人员经过考察，向镇政府提议将龙王庙作为水生所的工作站，镇政府马上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这样，龙王庙的三间房子就暂时成了水生所专家们的“栖身之地”，新中国的第一个鱼病工作站也在这小小的龙王庙里“安营扎寨”。

尹文英参观院士风采馆

　　工作站的任务是鱼病防治试验、鱼病门诊，间或需要出诊。尹文英和同事们一起，巡视鱼池，检查寄生虫，披星戴月，周而复始。后来，应“渔农”的要求，他们不仅在工作站开设了接待鱼病检查的门诊室，还从上海购买了一条装尾机的木船到各乡去“巡回治疗”。在三年时间里，菱湖鱼病工作站始终坚持“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血病防治工作方针。全站同志们先后发现了近 20 种危害严重的鱼病的防治方法和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另外，在分析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结合群众养鱼经验的总结，他们还制定出“三消四定”的养鱼防病措施，成为当时我国池塘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由水产部向全国推广，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 年，菱湖鱼病工作站撤销，全部研究人员回到水生所后，开始分工编写《鱼病手册》、《鱼病调查手册》和《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由尹文英执笔撰写的关于“鱼病的防治”的内容成为以后我国水产院校编写《鱼病学》教材的基础材料，为创建我国“鱼病学”奠定了基础。

“虫”源新说“天下独步”

　　1963 年，尹文英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工作，结束了与丈夫夏凯龄先生“牛郎织女”的生活。也是这一年，她与此后倾注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这年夏天，尹文英与昆虫研究所杨平澜所长一行 5人到浙江天目山采集昆虫标本，偶然发现一个“小白点似的虫子”，竟然是我国尚未见专门报道的原尾虫。当时没有文献资料，尹文英就主动向丹麦和日本的原尾虫分类学家 Tuxen 和 Imadaté 借阅资料进行研究，并在当年发表了她原尾虫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中国原尾目昆虫的两新种》。这篇论文发表后，尹文英就像着了魔一样，全身心投入到原尾虫研究的世界中。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她和同事们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高原山区，先后采集到原尾虫标本 3 万余件，共报道原尾虫 190 余种，其中新种 168 个，新属19 个，并建立了 4 个新科，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原尾虫的物种数量。

尹文英参加“新中国60年上海百位突出贡献女性”图片展

　　1965 年夏天，尹文英在上海松江县东佘山采集标本时，在竹林里发现一只身披“铠甲”、形态独特的原尾虫，这只难以分类的棕红色小虫子，就是让尹文英的研究蜚声海内外的“红华蚖”。经过深入的研究，尹文英发现这是原尾目的一个新科，并“骄傲地”为它取名叫“华蚖科”。《中国原尾虫的研究Ⅱ. 有管亚目的一新科》的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际学术同行的极大兴趣，同时关于华蚖科的地位问题也成为国际争论的焦点。华蚖科的发现是对著名昆虫学家 Tuxen 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的挑战。Tuxen一直密切关注着尹文英这个原尾虫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为她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尹文英也视其为自己的异国导师。但在华蚖的归属问题上，尹文英与 Tuxen 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他坚持不同意尹文英将华蚖归于古蚖亚目的主张。尹文英与 Tuxen 在哥本哈根和上海讨论过几次，各执己见，一直无法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于是双方认定必须再寻找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解决歧见，Tuxen 还向她提出了 17 个关键性问题，这促使尹文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研究。

　　尹文英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准确地回答 Tuxen 教授的 17 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起来。尹文英从紧张的研究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购置设备，摸索新的技术，迎难而上，对体长仅有1～2 mm 的原尾虫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尹文英和她的团队先后对 8 科、16 属、20 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原尾虫每个科甚至属的精子都有其独具的特点，无论是在外形还是结构上都极富多样性。这些研究结果不但进一步阐明了华蚖的分类地位，而且为深入分析原尾虫各科、属之间的亲缘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此后，尹文英对原尾虫不同类群系统地进行了解剖学、形态学、细胞学、比较精子学以及内部器官的亚显微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在其高级阶元的分类系统上有重新考虑的必要。1996 年，尹文英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第20 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提出了原尾纲 3 目 10 科的分类系统的观点，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著名动物学家伍献文院士 1983 年在写给尹文英的信中就说：“对原尾虫而言，你可以说独步天下了，方惊后生可畏，钦佩不已。”

尹文英参观辰山植物园

　　在尹文英及其同事的努力下，中国原尾虫分类学研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进行大量调研和分类研究的同时，尹文英也非常关注国际生物系统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动态和热点问题的讨论。早在 1997 年，尹文英就开始采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进行 DNA 序列测序，构建原尾虫的分子进化系统树，为澄清原尾虫与其他无翅昆虫，甚至有翅昆虫之间的亲缘关系提供理论依据。2001 年，尹文英提出的“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统进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通过近半个世纪对原尾虫形态学、胚胎学、比较精子学等的研究，结合目前分子系统学的一些研究结果，尹文英有个大胆的假设：原尾虫可能既不属于六足纲，也不属于多足纲，是节肢动物里的一个单独的类群，是否可独立为“亚门”或“门”。当然，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类群，它的进化地位如何确定？还需要深入探索更多的方法，找到更多的证据，这也为尹文英和她的团队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方向。

　　心系国土动物调查

　　尹文英在研究原尾虫的同时，也关注到土壤动物学的研究，并意识到这一研究领域的意义和我国在该领域与国际的差距。80 年代初，她主动联合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有关单位的学者组织起了全国大协作，并于1982年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全国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会后，由尹文英牵头，协同 6 个兄弟单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了“亚热带森林土壤动物区系及其在森林生态平衡中的作用”的研究。项目历时 5 年，共采集标本 30 万号，标本涉及 8 个动物门、20 个纲、71 个目的 600 多种动物。

　　1993 年，尹文英又联合国内有关专家共同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工作烦琐而庞大，有 9 家单位、60 多位学者参加，还聘请了十几位中、外专家参与标本鉴定。他们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中部地区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影响的调查研究。

　　为了扩大影响，同时为同行研究提供参考，尹文英在完成上述一系列项目的基础上，于 1992 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1998年和 2000 年又分别主编出版了《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部专著，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尹文英仍然在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奔走呼吁，“现在土壤污染严重，但是土壤生物却有监测、指示、缓解和清洁污染的作用！因此，研究土壤动物学至关重要啊！”

　　尹文英一向为人谦和、做事低调。2011 年是她 90 岁华诞，在弟子和学生的再三要求和坚持下，先生才答应把她 60 年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尹文英文选》。昆虫学家杨星科研究员在文选的“序”中这样写道：先生为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是“国际公认的原尾虫研究专家；我国六足动物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第一人；中国土壤动物学的奠基人；鱼类寄生虫和鱼病研究的开拓者”。寥寥数语，却是对尹文英一生学术成就和重要贡献的真实写照和客观评价！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卓越创新中心供稿，摘自《中国科学报》2016–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