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承嘏  一心为民制良药

　　化学家，江苏江阴人。少年应举为秀才、廪生，后改从新学。1906 年录取官费留英，1912 年获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学位、1914 年获瑞士日内瓦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所长。中国进行中草药研究的先驱者。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赵承嘏

（1885.12—1966.08）

　　位于上海武康路 395 号的一幢 4 层洋楼，是我国现代药物研究和植物化学开拓者、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创始人赵承嘏的研究室。无论外界时局如何波诡云谲、风云激荡，他始终坚守在这栋小楼之中，埋头于中药的科学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赵承嘏上午还在研究室内潜心工作，中午自感不适就穿戴整齐，之后溘然长逝。

　　回顾赵承嘏一生，其科学报国、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严谨治学、执着坚韧的科学精神，勤奋节俭、克己奉献的高尚品质，依然如同一盏明灯一样为后人诠释着“科学大家”的真正含义。

毅  然  回  国

　　赵承嘏，字石民，1885 年 12 月 11 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北门一个中药铺主家庭。自幼努力学习经史之义，国学根基深厚，毕生喜爱书法，清末考中秀才。1905 年，赵承嘏年满 20 岁，弃文从理，通过前清江苏省官费留学生考试，赴英留学。1911 年，赵承嘏获曼彻斯特大学理科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与导师共同署名，发表于《英国皇家化学会志》。这篇长达 13 页的论文可能是中国学者在西方科技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914年，赵承嘏获得瑞士日内瓦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化学博士。毕业后，赵承嘏在日内瓦大学留校任教两年，成为在欧洲大学讲授科学类课程的第一位中国人。

　　1916 年，赵承嘏前往法国罗克药厂应聘。罗克药厂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需要正在生产镇痛药阿托品。药厂当时生产了 2 500 公斤阿托品，但因脱不掉红色杂质而无法出厂。药厂把这个难题交给了赵承嘏，要求他脱去这 2 500 公斤阿托品的杂质才能录用他。赵承嘏将阿托品转化成后马托品成功脱色，这是一战爆发后法国人获得的第一批阿托品，打破了德国的垄断，赵承嘏也因这项去除杂质的工作而获得了职位。随后几年中，赵承嘏因工作出色而担任研究部主任。

赵承嘏教授在实验室

　　1922 年，国内传来北洋政府摧残中医学的消息，赵承嘏婉拒药厂的诚恳挽留以及老师和同事们的再三劝阻，决定回国工作，实现应用现代化学方法研究中草药的理想。他说：“祖国需要，刻不容缓，我不怕苦。”由于法国籍夫人不愿意离开，赵承嘏便告别妻女，毅然只身回到祖国。

“黄金时期”

　　回国后，赵承嘏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于 1925 年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药物化学教授，后兼任药理系代主任。赵承嘏与被誉为“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创始人”的陈克恢合作研究麻黄素，用溶媒法将麻黄素分离成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经陈克恢药理临床试验证明是一种很有效的新药。两人有关麻黄素成分拟交感作用的研究成果震惊了世界，他们的合作也被称为化学和药理的“双剑合璧”，同时也为使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和药理机制开辟了新路，扩大了世界对中药的了解。

　　除了麻黄以外，赵承嘏还开始了中药延胡索的化学研究，陆续提取出 13 种延胡索素。这一时期，赵承嘏发表了 10 余篇论文，大多刊登在协和医学院主办的《中国生理学杂志》上，研究的中药包括麻黄、延胡索、莽草、贝母、钩吻等。

　　1932 年 6 月，赵承嘏辞去协和医学院职务，出任由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学合作共建的药物研究所所长兼专任研究员。此后，赵承嘏一直在药物所从事系统整理和研究中草药的工作，为中国现代中药研究和药物研发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3 年，中日长城战事不断，赵承嘏率药物所大部分人员将化学研究部仪器迁到上海中法大学药科。1936 年，福开森路（今武康路）395 号一幢四层楼房成为药物所所址，也成为赵承嘏此后 30年的科研与生活之地。

　　抗战之前药物所仅赵承嘏 1 名专任研究员。然而，从 1932 年成立到1937 年抗战前却是赵承嘏科研生涯的“黄金时期”，共发表了 20 多篇论文。这段时期，赵承嘏重点研究的中药有贝母、延胡索、除虫菊、麻黄、洋金花、细辛、曼陀罗、防己、人参、三七、钩吻（大茶叶）和雷公藤（菜虫药）等，并用他独创的碱磨苯浸法，分离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在生物碱的分离结晶方面有独到之处。在分离纯化的理论与技术尚未形成的 20 世纪 30 年代，赵承嘏创新的生物碱分离提取方法代表了中国当时中草药研究的最高成就。运用这套方法，他从麻黄中分离到新生物碱麻黄副素，从曼陀罗中分离到曼陀芹，从三七中分离到三七皂甙元结晶……

　　赵承嘏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从 1926 年起他就任中国生物学会主席。1935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这是当时科学界最高荣誉职务，化学方面只有他和庄长恭、侯德榜、吴宪 4 人当选为评议员。

坚  守  科  研

　　抗战来临，赵承嘏不愿离开上海。为保护仪器设备，他多次被日本宪兵司令部传讯，但无所畏惧，并设法将全部仪器保护起来。抗战胜利后，药物所依然举步维艰。在艰难的条件下，赵承嘏继续研究常山的抗疟有效成分，从常山中分离到 3 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异构体，并发现常山丙碱的抗疟作用为奎宁的 148 倍。这一研究成为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世界常山抗疟热潮研究中的“高峰”。

　　1949 年，上海解放在即。赵承嘏拒绝离开上海去台湾，他说：“这些设备不能拆，不能搬。”新中国成立，由于赵承嘏的坚守，药物所的血脉保存了下来；由于赵承嘏的坚持，药物所得以留在祖国大陆。他终于迎来了为“寻找治疗疾病的新药，为人民解除病痛”的理想继续奋斗的新时代。

　　解放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使中国几乎空白的医药工业举步维艰。赵承嘏指导解决了青霉素 G 钾盐的结晶方法，为上海第三制药厂的国产青霉素顺利投产解决了关键难题，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根据在法国罗克药厂工作时的经验，指导工厂解决了普鲁卡因的生产工艺难题。他还接受了西南军区的邀请，完成了常山叶中常山碱含量的简单测定方法的研究任务。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供稿，摘自2015 年 12 月 16 日《上海科技报》，作者：耿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