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 为国一生，她说了三次“我愿意”

　　湖北武昌人。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 1944年获得密歇根大学物理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研究员；1958年被调到原子能研究所热核聚变研究室从事理论工作。核物理学家，气体动力学和铀同位素分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研究员，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

王承书 

(1912年6月26日 — 1994年6月18日)　

　　“我愿意”不只是新婚夫妇对彼此的誓言，更是王承书报效祖国坚定信念的表达。

　　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国家希望王承书挂帅。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对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王承书而言，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但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我愿意”。

　　她明确表示，这项工作谁都没干过，谁干都不容易。别人的工作都已经走上正轨，而且还带着年轻同志，只有她刚回国工作，还是她去干对工作的影响最小。

　　接手工作后，王承书被派往苏联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聚变研究部进修和工作。在那里，她抓紧机会了解苏联核聚变学科的发展状况。学习结束， 火车从莫斯科到北京一周的时间里，她翻译了《雪伍德方案——美国在控制聚变方面的工作规划》。不久之后，她又翻译了《热核研究导论》等著作。

　　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核聚变方面的基础理论、方法和现状，对我国受控核聚变研究的起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正当王承书准备在热核聚变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时，因为第二次“我愿意”,她“消失”了30年。

　　当时，我国浓缩铀生产陷入困境，而浓缩铀生产是原子弹制造的核心技术。面对这种形势，1961年3月，钱三强找到王承书：“承书同志， 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你看行吗?”王承书平静地说：“我愿意。”

　　这次选择意味着她要放弃之前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所有成绩，甚至对丈夫都要保密。

　　当时时间紧迫，工作计划是按原子弹爆炸的倒数时间表来安排的。 王承书带领一批理论计算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一边学习，一边使用当时国内刚启用不久的电子计算机做了大量计算。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曾到铀浓缩厂做过一次调研。 当问及有无把握按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时，他将目光投向了王承书。

　　王承书坚定地回答：可以。 张爱萍又问：有什么依据?

　　王承书回答：我们所做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证明，能按时生产出合格产品。在我的承诺中，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其他的都能兑现。

　　果然，她和同事们提前完成了供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料的任务。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主席称赞她：“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随之而来的，是组织交给王承书的第三个任务。

　　当年，国家决定成立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所，同时正式下达研究大型国产扩散机的任务。钱三强再次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王承书第三次坚定地回答：“我愿意。”

　　她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在她的领导下，大型气体扩散机很快进入设计研制阶段。

　　因为“我愿意”,王承书不畏艰难，主动把自己的姓名“藏”了起来 把自己的贡献“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