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情缘和传承

来源：碧柯文苑      文/摄影：汤章城

　　我要讲的是几则极其巧合，且永远值得缅怀的故事，涉及我父辈和我两代人，最早可以追溯到百年前的民国初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已经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为了缅怀离世已近二十年，中国植物生理学界的先驱、首任所长罗宗洛先生，中国植物生理学会主办的《植物生理学通讯》编辑部策划连载罗宗洛先生的回忆录。一天，编辑部把回忆录事先送给我看，在回忆录的第一节“留学日本十三年（1917-1930）”的第二段中，父亲“汤纪湖”的名字突然跃入我的眼帘，我迫不及待地阅读了回忆录的全文。在解读罗宗洛先生一生的同时，也解开了我脑海中的一个问题，家父在民国初年是如何踏上留日学医之路的？以前，我从家父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同学那儿得知，罗宗洛先生与家父是上海南洋中学同学，但是一直不便从罗宗洛先生那里深入了解。这次真正得到实证，完全借助于罗宗洛先生的回忆录。

　　1963年9月，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我顺利考入位于上海岳阳路320号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做研究生。在中国科学院内，除了罗宗洛先生外，我还有机会先后又认识了两位近在身边的管理岗位上的老领导和老科学家：丁公量书记和张香桐院士，他们居然都与家父汤蠡舟（曾用名，汤纪湖）有关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的抗日战争期间，在战地救护的阵地上，他们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集。我进入中国科学院时家父已经过世六年，家父过世时我才十六岁，对于他的经历我知之甚少。所有家父与他们有关的信息都是来自于我退休后收集和看到的史料、档案或回忆录，着实让我惊讶不已，感叹世界真是既大又小。

我与罗宗洛院士

　　第一位故事的主人公罗宗洛（1898-1978），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首届生物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首任所长。

罗宗洛院士（汤章城提供）

　　罗宗洛先生与汤蠡舟同属有名的上海南洋中学第13届同学，那一届同学共26位，其中还包括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教育学家的钱端升先生（1900-1990）。1917年9月初的一天夜半12时许，他们分别来到黄埔江畔的汇山码头，登上日本邮轮“八幡丸”赴日求学。在当时，这算得上是一艘大船，作为穷学生，他们都挤在舱底的三等舱统铺，他们上船时，已有南洋中学校友七八人先期上船了。到达日本安置定妥后，首要的事情就是学习日语，闯过留学生必须越过的语言关。根据当时中日签订的条约，从清朝开始延续到民国，只有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第一高等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及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等五所学校，才能获得公费资格。获取公费留学名额是他们随后的重要目标。

　　1919年，国内发生“五四”运动，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为了吸收新知识、新思想，罗先生和几位南洋中学的同学，包括汤蠡舟在内，相约各向“丸善书店”订购英美的进步杂志，大家轮流传阅。最初约定，各人要把自己订阅的杂志中认为重要的论文摘要下来，以供他人参考，免去别人从头阅读之劳。但是，后来由于学业紧张，没有能一直延续下去。

　　第一次参加入学考试，由于语言问题而挫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经过几番努力，1920年左右，罗宗洛先生和汤蠡舟分别去了分隔两地的两个学校，一个在北海道学农学，一个在千叶学医学。1924年，汤蠡舟毕业于已经更名的千叶医科大学，留校担任外科助教，并于1925年回国，参加了北伐战争的战地救护，担任军医院医务主任。1926年，汤蠡舟回沪，应邀参与创建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担任校董、医务长、附属医院院长，并教授外科学。罗宗洛先生毕业于北海道帝国大学，获得农学博士学位，于1930年回国。罗宗洛先生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受邀来到东南医学院教授基础生物学。有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罗宗洛教授的生物学教得很出色，讲解清晰易懂。

　　数十年后的1963年9月，我从南开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专门化毕业，考入罗宗洛先生时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做研究生，师从罗宗洛先生的学生罗士苇先生。有种种迹象表明，罗宗洛先生当时可能就已知道我是他老同学汤蠡舟的孩子。当年考取的研究生只有五位，罗宗洛先生事先看过我们的登记表是可以想象的。我曾听实验室其他老师说，罗宗洛先生曾对罗士苇先生说过：汤章城这个考生如果你不录取的话，我收他做研究生。当时，我不知道罗宗洛先生与家父的关系，也只报考了罗士苇先生的研究生，专业是植物激素。实验室的其他人也不知道罗宗洛先生说这句话的可能原由。入学后的一天，罗宗洛先生召见我们当年入学的五位研究生，我注意到，在我们鱼贯而入时，只有当我入门时罗宗洛先生问了一句“你是南开大学毕业的？”事后，我想他可能在确认谁是汤章城。

　　1967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并留所工作。大概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在看望父亲另一位留日同学、安徽医学院的儿科教授陈卓人先生时，才知道罗宗洛先生和家父是南洋中学同寝室、上下铺的同学。最后一次见到罗宗洛先生是在1978年，在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了帮助罗宗洛先生（时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起草一份书面致词，所里一位老师把我带到罗宗洛先生所住的病房，罗宗洛先生交代了他想讲的话。好像就在此次会议进行之中罗宗洛先生不幸去世，罗宗洛先生在世时，我们都没有捅破这层关系，可能是心照不宣吧。

　　1986年后，我有幸成为了该研究所的副所长和第五任所长。罗宗洛所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力解国家之难的开拓精神，在“大跃进”期间抵制浮夸之风的高尚品格，在“科学春天”来临之际远见植物生理学发展趋势的卓识，永远是研究所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我在心底里默默告诉自己，一定遵照老所长的意愿，一定要把研究所办好。退休后，我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向在所的职工和研究生宣传和弘扬罗宗洛所长的高尚品格、科学精神和报国为民的“科学梦”，激励后人共同努力，加以实现和发展。

　　时至今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由植物生理研究所为主体，几经调整演变成今天的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已经成为国际上著名的植物科学研究机构，初步实现了罗宗洛先生的科学梦想。

我与丁公量书记

　　第二位故事的主人公丁公量（1921-2017），曾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丁公量书记（左）和作者（汤章城提供）

　　1937年8月，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对上海实施狂轰滥炸。上海成立了各类抗日救亡团体共四十多个，其中由“煤业公会”组建、共产党设有地下党支部的“煤业救护队”人数多、汽车多、实力强、影响大。该队得到了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上海“煤炭大王”刘鸿生的支持。为便于开展战地救护活动，并受到国际法保护，拥有汽车数量较多的煤业救护队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并改称“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家父汤蠡舟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参与讨论、谋划煤业救护队从红十字会登记领取所需汽油和汽车修理经费等事项。当年底，日军已经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所有地区，为加速从已成“孤岛”的上海租界外运伤兵，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决定将煤业救护队和红十字会接运站合并，仍沿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下设两个组，原来中国红十字会接收站为一组，又编入了一些煤业救护队的成员，合计三十来人。汤蠡舟和丁公量同志的名字一同出现在该组的名单中。交通股试用各种办法，探寻各种途径，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利用悬挂外国旗帜的轮船、冒充难民，经水路，从上海“孤岛”运出伤兵四千余名至浙江。当时，汤蠡舟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一支救护队的队长，参与了一组的伤兵转运和救治活动。据一组负责人乐时鸣回忆：驻南昌的红十字会医疗大队长汤蠡舟，原是上海东南医学院教务长（应为医务长，作者注）也从上海来，我们的关系处得很好。汤蠡舟那时已经是一位四十岁富有战地救护经验的外科医生，丁公量同志是一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十六岁热血青年。在交通股中，共产党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伤兵转运工作完成后，由共产党员带领，上海煤业救护队一百多人，带着二十多辆救护汽车，在南昌集体参加了新成立的新四军。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丁公量同志从军队转业，先至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的有机化学研究所担任党组织领导，后调往上海分院担任党政领导。我在研究所时，对这位老干部、老领导已经早有所闻。当我到上海分院任职时，逢年过节，都要代表分院前往丁老家中看望，他非常健谈，关心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为后辈，深感必须继承先辈的精神，赓续先辈的责任。在我任职期间，在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的领导下，上海分院齐心合力推进院地紧密合作、建设国家在沪的大科学工程、调整研究机构布局、宣传中国科学院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中的重大贡献等。只要有机会，我常常会向职工和研究生讲述岳阳路320号大院发生的巨大变迁和动人的科学故事。

　　但是，此前我一直不知道老领导丁公量同志与家父曾有过的交往。直到2016年拿到《皖南从军纪实》一书，才发现他们之间这一层关系。那时，我也已经退休十年，曾经打听到了丁老的确切地址和电话，本打算登门拜访，了解已经过去近八十年前的历史情况。可是，丁老已步入暮年，不允许再被打扰了。再后来，又传来了丁老去世的噩耗，使我失去了最后交谈学习的机会。

我与张香桐院士

　　第三位故事的主人公张香桐（1907-2007），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首任所长、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张香桐院士（前）与汤章城、洪慕祁夫妇（汤章城提供）

　　浩瀚宇宙中，一颗明亮的科学家星——“张香桐星”是如何冉冉升起的？在《张香桐传》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张香桐先生大学毕业，就职于民国政府迁至于贵州安顺的军医学校，为了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望，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他常常抽空到位于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图书馆去查阅有关医学生物学方面的书籍。有一天，张香桐先生又像往常一样到这家图书馆去。很巧，图书馆新近刚刚购到一本原版新书——约翰·福尔顿著的《神经系统生理学》。这是当时唯一一本出版的神经生理学方面的著作。张香桐先生异常兴奋，阅读后，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写信给福尔顿教授，提出希望能去他的实验室学习。周围同事嘲笑他这一异想天开的举动。这也难怪，张香桐先生毕竟出身贫寒，没有任何背景。有人预言他如果能成行，那将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哪知，数月后，在张香桐先生似乎已经忘了他自己的请求时，他却收到了福尔顿教授的回复，答应资助他赴美学习。1943年初，张香桐变卖衣物、筹措路费、办理护照，在朋友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踏上了赴美学习的旅程，这是张香桐科学人生的转折点，是“张香桐星”冉冉升起的起点。

　　从1942年9月开始，家父汤蠡舟接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的日常工作，我们全家也搬到了贵阳图云关山中，住所是一座茅草屋，离图书馆很近。因此，张香桐先生和我对贵阳山中的图云关环境、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都会有同样的感情和共同的话题。

　　我任职于上海分院院长后，与张香桐先生有了较多的交往。张香桐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首任所长，以及随后新建的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我夫人洪慕祁先后担任过这两个研究所的副所长和党总支书记。因此，不但有工作上的交往，如陪同中国科学院院长去看望他，祝贺他的生日，听取他对科学发展的建言等。我们夫妻俩退休后也常去登门拜访。可惜的是，直到张香桐先生过世后，才从他的传记中得知他与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图书馆有如此奇特而又富有人生转折意义的经历。否则我们之间的谈话，会增添更多的话头和趣闻。

　　近几年，在对新入学的研究生和新入职的职工进行教育时，在讲述岳阳路320号的故事时，我都要讲一讲张香桐先生的爱国热情和科学精神及其科学人生的起点。他在世时，总会用自己的切身体验教导下一代：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我与汤佩松院士

　　此外，还要提及一位受人敬重的科学家汤佩松（1903-2001），中国科学院首届生物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

汤佩松院士（来源于网络）

　　2020年某一天，我在翻阅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成员名单时，在隔着汤蠡舟名字的下方跳出一行文字“姓名：汤佩松；性别：男；职务：营养指导员；籍贯：湖北；供职单位：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医疗股”。我不敢确认这位“汤佩松”是否就是植物生理学界的名师“汤佩松院士”。随即，我联系了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请他帮助核实一下。不久，他就回复我，汤佩松先生确实有在救护总队部工作的经历。后来，我又看到他在贵阳图云关讨论工作的照片，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定。

　　回想起来非常有趣。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攻读植物生理学专门化，在学习专门化的课程如“光合作用”“呼吸代谢”和“发育生理”等课程，学校请来了北京大学的几位先生授课，执教我们“植物呼吸代谢”课程的老师就是汤佩松先生，这门课的课代表恰恰是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除了汤佩松先生的学识以外，还有汤先生为人师表的尊严和对学生的尊重，比如，在讲台上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衣着，每堂课都要换一根领带。

　　后来，我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工作期间，由于与植物研究所在业务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参加植物生理学会的学术会议，在上海、北京，或其他城市，时有机会见到汤佩松先生。他曾担任过中国植物生理学会名誉会长，我也曾担任过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的会长和名誉会长，中国植物生理学界的同仁非常敬仰他的学识。可惜的是，那时不知道还可以与汤佩松先生聊聊我们都熟悉的、抗战期间贵阳图云关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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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父汤蠡舟，又名汤纪湖（1896-1957），上海三林人，1917年赴日公费攻读医学，1925年学成回国。用现在的话说，他算是一位老“海归”了。1926年，他在上海参与创建私立东南医学院（现安徽医科大学前身），在那十分动荡的年代，挽救了数百名面临失学的医学生的学业；抗日战争的十四年间，他率领东南医学院的师生投身抗日战地救护，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总队长。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是当时国家最大的民间卫生医疗机构，最多时达三千余救护人员，分布全国各大战区，抗战期间救治了两千多万人次的伤兵民；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2月底，率先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力主和带领了东南医学院的整体内迁，落脚于当时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安徽省，这是上海高等院校整体内迁的首举，并结束了安徽省没有高等医学教育的历史。1952年，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任命家父为安徽省政府卫生厅副厅长。1957年10月下旬，他因积劳成疾而病逝，《安徽日报》专门刊登了“安徽各界集会追悼汤蠡舟先生”的报道。

　　社会变革和抗御外敌使四位前辈与家父在命运的某一特定时刻，在共同目标的召唤下，交织在了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都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几位前辈在世时，由于种种原因，我虽没有机会直接和他们谈及家父与他们共同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作为后辈，我传承了他们的工作，担责并宣传弘扬了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也是值得欣慰的。

　　（汤章城，植物生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