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骧：严谨自律的敦厚学者

　　陈世骧(1905—1988),浙江嘉兴人。192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34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昆虫学家、进化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毕生从事进化论与分类学理论研究。

陈世骧

(1905—1988)

　　陈世骧在“鱼米之乡”嘉兴长大，自小便目睹了农业害虫泛滥成灾的惨状。其父陈志巩曾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民间治虫组织——治螟委员会，指导农民 用科学的方法治理稻螟。数十年后，深受家庭熏陶的陈世骧也走上了这条科学治虫的道路。

　　1953年，我国暴发蝗灾，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陈世骧心急如焚，立即召集研究所内的有关科研工作者，商讨如何配合治蝗工作。就这样，新中国科学界第一次全面反击东亚飞蝗的战役轰轰烈烈地打响了。

　　在陈世骧的调兵遣将下，钦俊德领衔的生理学研究室分析蝗虫的代谢和繁衍机制；马世骏领衔的生态学研究室探究蝗虫群体行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陆近仁领衔的形态学研究室识别没有飞行能力的蝗虫幼虫，以便将蝗灾扼杀于迁飞之前；熊尧和龚坤元领衔的毒理学研究室则致力于研发杀灭蝗虫的具体方法……多管齐下，终于解决了根治我国东亚飞蝗的难题，控制了东亚飞蝗的肆虐和危害。这一仗打得如此漂亮，避免了蝗灾对农业和民生造成重大打击。

1953年3月，陈世骧(前排左二)出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

所长时与同事的合影

　　由于治虫救灾工作完成得出色，后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研究获得了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这份获奖名单上没有陈先生的名字，他的淡泊名利由此可见一斑，”陈世骧的学生杨星科说，“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具体工作，却是制定全局规划， 在幕后运筹帷幄的那个人。”

严谨自律的敦厚学者

　　陈世骧是一位敦厚的学者，对年轻人关爱备至，时常有人登门或去信请教问题并请他修改论文，他总是认真回答和修改。有时会做大量修改，甚至修改观点，于是作者真诚地希望能在论文中挂上陈世骧的名字，均被他拒绝 。他认为，给后辈改论文提些看法是应该的，通过改论文来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对于后辈的论文，陈世骧反对只是草草改几个字 ，甚至只是大致浏览一遍就把自己名字加上的行为。他认为这是变相剥削。

　　1988年初的第三个周末，为了协调《中国动物志》的编写，陈世骧整整两天都在忙着找当事人谈话，而此前他已感冒多天。尽管其子女多次劝说他去就医，可他始终放心不下《中国动物志》的编写，要等协调好后再去医院。直到1月25日早晨，他还在担心：“协调的双方虽已口头答应，会不会执行呢……“”8点40分，接他去医院的车到了，然而不幸的是，还未抵达医院，他便与世长辞，将严谨治学的精神留在了人间!

公私分明的领导

　　陈世骧不仅是一名严谨治学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公私分明的领导。其妻子谢蕴贞曾在法国留学多年，可直至退休都只是副研究员。20世纪60年代初，自参加工作就未晋升过的谢蕴贞觉得无论如何都该轮到她提级了。可陈世骧却对她说：“你这次不能提，僧多粥少，名额有限，我先提升了自己的老婆，如何服人?”尽管陈世骧觉得亏待了妻子，但他认为，作为所长就要从全局出发，为全所考虑，自己的事就该往后搁置，如此才能令人信服，才能办好研究所。

　　疡世建的女见陈受直则参加工作时，曾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信对给同学写信。陈世填着见后，狠限地批评了她：“写信是你私人的事情， 怎么能用公家的信封?你今天拿一个信封，明天就会拿更多的东西，贪心是没有止境的。”据陈受宜回忆，在父亲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两套不一样的信封和邮票，一套是印有“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字样的公用信封和公家邮票，一套是自己购买的私人信封和邮票，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更改。他认为民众的信是寄给他个人的，因此他回复民众来信向来都是用私人信封和邮票。公私分明，是陈世骧的正己立身之本，更是值得后世学习的处世之道。

　　陈世骧一生谦和朴诚、生活俭省。他厌恶虚荣和奢华，为数不多的几套西装只在参加国宴、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才穿。

　　陈受宜的同事曾对她说：“上下班常见一老头，头戴一顶黑毛线帽，身穿中式棉袄，外加一件皮背心。人家说是个学部委员，原来是你爸。”陈世骧去世后，其子女没有为其立碑。实际上，陈世骧的精神丰碑早已立在后辈、后学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