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猷：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精神

　　汪猷(1910—1997),浙江杭州人。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1937年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最优科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生物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抗生素研究和生产的奠基人之一。

汪猷

(1910—1997)

烂橘子堆里觅珍宝

　　20世纪40年代是抗生素作为一类新药研发和推广的时代，汪猷了解到这些信息后，决心在中国开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他于1944年开始桔霉素的研究，从烂橘子的霉菌中采集菌种，经培养、提取、分离得到一种新的抗生素——桔霉素。1947年初，因汪猷醉心于桔霉素研究，而桔霉素又未能马上给药厂带来经济收益，药厂老板提出如果愿意降低制药的规格，可以允许他们继续研究。汪猷拒绝了老板不顾病人健康、唯利是图的要求，因此被老板解聘。那段时期，汪猷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他和小组成员只能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的两间病理实验室尸体解剖台上做实验，生活更是十分拮据。但汪猷视名利为身外之物，对清贫甘之如饴，一头扎到研究工作之中，就连之后担任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物质生活也依然像以前一样清贫。

　　正是汪猷这份以身作则的责任感，让研究团队的成员们坚定了信念，为开拓中国的抗生素事业尽心尽力。最终不仅桔霉素研究取得圆满的成果，在党的关怀和中国科学院与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汪猷还发起和主持了全国第一届抗生素学术会议，对中国抗生素的研究和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精神

　　汪猷善于抓大问题、抓影响深远的问题，他身体力行，对自己负责的课题，从路线设计、合成方法、分析手段、数据处理，一直到写成论文或实际应用的各个环节，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始终坚守科研诚信。他这种在科研上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精神对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学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严”精神也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优良学风的精髓。

　　在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研究中，他坚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实验数据，每个单体能做到结晶的一定要尽可能地做到结晶，要有色谱分析、元素分析、红外分析、核磁分析的完整数据后，才能做第二步工作，不准“一锅炒”。如第一步达不到要求，一定要找出问题再做，决不允许绕过困难，马虎对待。他坚持“对的不一定是对的，不对的一定是不对的”,对论文稿引用的每篇文献都要重新核对。每个数据都要严格审查，字斟句酌，往往一篇论文要修改几遍乃至十几遍，甚至连一个标点的错误都不放过，在签署鉴定书时留下了“迟迟不落笔”的佳话。

1965年，汪猷在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鉴定书上签字

“我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是一名科学家”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汪猷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身，60余年的科研生涯中，除非生病，他每天早上准时跨进研究所大门，晚上工作到深夜一两点。他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节假日都在家里工作，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休息日。即使科研任务繁重，也从不轻易缺席党的组织活动，而且在重大问题上总是主动向党委汇报，听取党委意见。他用切身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信条——“我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是一名科学家”。

　　汪猷每年的外事活动、学术交流、外出开会频繁，常常因为工作需要，自费购买赠礼，并将所得馈赠上交组织处理，就连单位发的保健津贴和奖金，他都认为不该享受而分文不取。他在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时，尽可能地节约伙食、交通费用，用省下来的钱(包括在国外作学术讲演所得酬金)为研究所购买仪器设备、急需的化学药品等 。

　　他曾推荐多人出国，为研究所的业务骨干创造了许多留学、进修的条件，但他却不肯为自己的女儿和亲友动一下笔写推荐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安排自己的女儿出国，他回答：“出国学习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如果我先给她联系，那在研究所里我还怎么执行好国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