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克山病病因的过往点滴

朱文郁

　　我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彼时正值刘培桐教授作为访问学者从苏联归来，要在我国建立一门新学科，培养地理化学专业方面的研究生，我有幸被留下继续就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前身）水文室从事河流水化学研究工作。

　　1968年，地理所派我去阿荣旗参加关于克山病的防治会议，这是我首次接触到克山病，这是一种严重危害当地人民健康的地方性疾病，病死率极高。当地人经常说今天我抬别人，明天就可能被别人抬走，大家心里都很恐慌。

　　中央很重视这个地方病的情况，要求中国科学院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领导及时下达了任务，各有关研究所积极响应。从各自不同专业角度先后参加了对克山病环境病因的研究工作，研究队伍逐渐扩大，不仅有中国科学院内人员，还有医学院等单位的人员。我们先后申请到国家"七五"、"八五"和"九五"攻关课题。

　　探索克山病（包括大骨节病）病因极其挑战性，且有风险。前人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做出各种病因假说，归纳为生物性病因和非生物性病因两大类。对于我们地质地学工作者来说，一切都是未知、从零开始，因而大家心里忐忑不安，想着万一病因找不到怎么办？

　　万事开头难。谭见安先生带着我们从最基础的工作--收集资料做起。

　　首次编绘出克山病（含大骨节病）分布图后，我们发现病情状况分布很有规律，呈现在东北-西南走向的不连续宽带内，谭先生把它唤作"病带"。并综合概括为，克山病分布区主要位于以温带暖温带型半湿润森林草原和湿润森林棕褐土系为中心的地带，此带的两侧分别为东南非病带和西北非病带。这一结果首次从宏观角度揭示了克山病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联。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必须到病区去亲自调研，谭先生提出要先抓典型省份，再以点带面。在北方病区，冬季是发病重点，我们就冬季出差；在南方病区，夏季是发病重点，我们就在炎热的夏季去出差。我们分别选择吉林、四川和云南三省进行深入调研。

　　第一次去东北出差的，我们的装备是沉重的皮大衣、大头毛皮鞋、皮帽子。此外，我们还要自己带行李、被褥等，在当地接待单位的办公室里搭床铺，遇上停电，没有暖气，在屋里也要穿皮大衣。去野外采样、背样品、爬山涉水是地学工作者的特点。我们的研究对象与疾病有关，所以采取样品的对象除环境外，还增加了与人有关的样品，如头发，病户的膳食口粮、饮用水等。从环境-食物链-人体整个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即从外部环境中的营养物质输入人体的过程。

　　通常病区的食物多来自当地，绝少有外来食物。当地的主食以谷类、薯类为主，膳食构成单一，过年杀头猪要吃一年，营养匮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采的样品真实代表了当时当地的原生地理环境。当地人说，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不得病，说明营养与疾病关系密切。那么，从微观上看，到底是哪个元素起主导作用呢？这有待我们深入探索。

　　我们以任务带学科，运用综合自然地理和化学地理的基本概念和方法，采集大量样品(含病区和对照非病区），通过实验室同事们的辛勤劳动，终于有了可喜的结果。从土壤、粮食（膳食）到头发分析了20多种元素，唯有微量元素硒在病区的含量显著低于非病区，为了证实这一结论，谭先生大胆提出，将全组同志（包括实验室同志在内）分成两队，即东南非病带（最远到海南岛）和西北非病带（最远到西藏、新疆）同时出发深入考察调研，基本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样品。对大量样品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从全国大范围来看，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病带"属于低硒带，病区人群多生活在低硒的环境中。为此，我们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根据文献资料记载，荤食类（如肉蛋海）产品中的硒含量显著高于谷物薯类，也找到病区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不得病的原因。原来是硒营养起了主导作用。此外，我们还收集了鸡蛋样品，同样证实了病区鸡蛋中的硒含量显著低于非病区鸡蛋中的硒含量。

　　硒曾经被当作毒物看待。1957年，人们发现硒是哺乳动物的必需元素，但人类由于硒缺乏引起疾病还没有直接的证据。1973年，人们发现了一种含硒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使人们对硒在生命过程中的作用和医学上的意义有了更深层的认识，硒则被列为生物必需微量营养元素。有文献记载，硒在心血管、癌症等疾病预防方面起到有益作用。最终我们的研究结果直接证明了不明原因的克山病是硒缺乏所致。这一研究结果为卫生部等防疫部门提供了科学依据，在病区普遍服硒后，克山病的治愈率显著提高。这是我们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与医学单位大力协作的结果，共同攻克的科学难题。

　　我们的研究工作成果不断，获得各种等级的奖励，得到国内外专家的肯定，通过地方病的研究工作，我们还有了额外收获，有的学会了理发、使用听诊器，有的还学会了看心电图。

　　我们的团队组成单位随任务的不同而变化，有时与中国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组合，有时与医学单位联合，每到一地都有当地卫生防疫部门配合，无论怎样组成的团队，大家都很团结和谐。我是一个女同志，男同胞对我很照顾，他们要背很重的样品爬山、赶路，很辛苦。有一次回不到宿营地，我们就随便住在简陋的客栈里。我住在一间没窗户的屋子里，在四川的大热天里就像住进了桑拿室，闷热得整夜难以入眠。好在那时年轻，吃点苦也算不了什么。

　　如今老了，每每想起当年在野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却感觉不到半点心酸，满满的是温馨回忆。

　　作者：朱文郁，84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源自：岳爱国主编《我心向当  科学报国》，第231页，科学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