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情昆虫 圆梦云南

熊  江

　　我出生于抗战时期的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族的危难时刻。留给幼时的我的最深刻记忆是被挑在箩筐里逃难和全家藏在饭桌下面躲警报的景象，至今难忘。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9岁。生在苦难时，长在红旗下。转眼到了1957年，我被南开大学录取，就读于生物系动物专业。当时我想党和国家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必须振奋精神、刻苦学习，扎扎实实地掌握所学，才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5年很快过去，我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我告别了学校，走进颇有历史渊源的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

　　20世纪60年代后期，云南省农业病虫害猖獗。中国科学院西南动物研究所（简称西南动物所）要组建昆虫研究室，以生物防治为手段防治害虫，目标是"以菌治虫","以虫治虫"，于是要从北京、上海等地引进一批专门从事昆虫研究的科技人员充实西南动物所昆虫研究室的科研力量。我得知这一信息时妻子正在胡北劳动，来不及征求她的意见，便给他工作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领导去信，申请一同调往昆明。妻子刘起蓉，我的学妹，1964年毕业后被分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工作。他是北方人，不像我本就是南方人，对到南方工作、生活有所顾虑。经过充分的交流，我终于达成共识，舍弃北京户口，毅然决然全家迁往昆明，只为了那心中涌动的小昆虫和《美丽的西双版纳>电影印象的"异域风情幻影"。

　　20世纪70年代初，云南省动物研究所位于距昆明市区10多公里的玉案山上，汽车沿着沙石的盘山道慢吞吞地把我们载到了，筇竹市后面的花红村花红洞。这里远离市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交通闭塞，无任何社会服务，生活极为不方便。但从建所（1959年）就来到这里工作的同志们克服了无数困难坚持了下来，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我们是应招而来的后来者，当以他们为师。定下心来适应环境，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中去。

　　从北京、上海等地来的昆虫专家，与所里原有的研究生共同组建了昆虫研究室，成立了针对农业害虫防治的微生物农药组和赤眼蜂防治组等专业昆虫研究队伍。当时的工作条件极为简陋，昆虫室既没有一个昆虫标本，也没有实体显微镜，更没有做标本的最基本的工作条件，每一个人只有一张三屉办公桌和一把座椅，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可我们这批人硬是铆足劲，撸起袖子踏踏实实的干。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昆虫研究室成为全所研究成果最多的单位。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云南野生动物考察散记》电影的拍摄。利用拍摄的间隙，与甘运兴同志一同采集了昆虫研究室第一批1万多号昆虫标本。后来由我组队，先后三次在云南省内各地采集标本，及至现在馆藏昆虫标本40万余号，大多是当年的积累。

　　1976年10月云南省动物研究所回归中国科学院，所名改回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花红洞山上的各方面条件都大有改善，科研工作迅速走上正轨，全所职工特别是科研人员又爆发出强劲的活力，各项工作欣欣向荣的开展起来。但职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极大的影响了科研队伍的稳定。仅1978-1983年坚决要求调离的研究骨干就有50余人。艰难的时候大家都挺过来了，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了，为什么要离去呢？除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更主要的在于研究所远离市区，交通极不便利，特别是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信息交流十分困难，难以与国内外的科研人员交往，不能及时掌握科技前沿信息，不能获得更好的研究条件，对科研人员的成长十分不利。

　　1987年5月，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做出昆明动物研究所搬迁的决定。迁建工程于1987年10月正式启动，我于1987年7月被任命为副所长。所长施立明（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要求我"全职做管理"。然而我深知，在科学院系统没有科研成果是很难评职称的，而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助理研究员。于是我向施所长提出："我可以全力以赴做管理，但白天我当副所长做管理，晚上我做我的业务做昆虫分类。"施所长答应了我的要求。施先生一生勤奋，为科研为事业弹尽竭虑，他每周有三个晚上在实验室做研究。以施所长为榜样，我坚持在山上两个晚上（我们的家都在昆明市区），白天忙于研究所的日常分管事务，晚上摆弄那些心仪的昆虫标本，虽然苦了点，但是两不耽误，心情很是舒畅。

　　有了迁所的目标，我们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而全市职工更是以恪尽职守拧成一股绳，终于在1992年实现大搬家，圆了三十年"下山"的梦。搬迁计划完成后，不仅全面改善了研究所的基础设施和研究条件，稳定了科研队伍，还使研究所卸掉了多年沉重的后勤负担，得以轻装上阵，集中精力，极大地增强了科研实力，全市面貌焕然一新，不断取得优异成绩。我自己也在研究工作上有所收获，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参与编写《中国经济昆虫志》等10多本专著，荣获云南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三等奖（一项）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及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各一项），被聘为研究员。受聘为《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特邀评审专家，云南野生动物司法鉴定中心昆虫专家，是云南省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云南省昆虫学会理事长，云南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等1十多个学术团体的领导成员。

　　21世纪初，我退休了。退休后的我仍未闲着，经常参与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昆明市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青少年科普活动，逐足迹遍布云南全省。1997年在云南科技馆举办的、由我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动物王国"展览，成为当年轰动昆明的"名片"，参观人数达60多万。此外，我还多次接待来访昆明的外国首脑，为科普工作尽了自己一点余力，多次获得荣誉称号。

　　值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党的百年华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斗终生，矢志不渝。

　　作者：熊江，81岁，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常务副所长。

　　本文源自《我心向党 科学报国》，197-199页，科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