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为党的事业奉献的老党员、老干部刘允中

崔伯良  姜福远

　　摘要：

　　刘允中，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随时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组织的安排，积极投身于“大三线”的建设，为发展、繁荣祖国的科技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刘允中，男，河南安阳人，1917年11月15日生，汉族，193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任八路军卫生部医生，中央医院医生、主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副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兰州分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华北办事处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简称光电所)党委书记，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简称成都分院)党组书记、院长等职务。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0年享副省级待遇。

献身科学艰苦创业

　　1956年，党和国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卫生战线奋斗了近20个春秋的刘允中同志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转到科技战线，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一干就是30多年，为发展、繁荣祖国的科技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大三线"战略和"山、散、洞"方针指导下，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1018所(即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决定分迁约500人到四川大邑建立1019所。该所于1975年划归中国科学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1972年初刚从农村回到长春，刘允中便毅然响应号召，带头奔赴四川大邑山沟筹建新所。当时所里确有一些同志不愿前往"大三线"。面对这种情况，允中同志带头将家人(包括80岁高龄的母亲)一起搬进山沟。在他的行动感召下，再没有人彷徨动摇，确定分迁的同志全员来到海拔1600多米的大山里，拉开了热火朝天艰苦创业的序幕。

　　允中同志告诫大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绝不允许搞派性。"他顶住压力，坚持一手抓基建，一手抓科研生产，经常和干部、职工一起白天上班，晚上挑灯夜战。他患有高血压，但仍然背上背篼运土方、搬水泥。就这样，一条条高压电线、电话线架设起来了，一幢幢职工宿舍和工作用房陆续竣工了，连天然气管道也铺到了山沟。在基建初具规模的同时，他不失时机地抓试生产，抓国防急需的高精度测量设备研制。他慎思明断，及时寸统一领导班子的思想，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6569工程(光电所前身)也因此先后被授予"学大庆先进单位""大庆式单位"等称号，并于1979年受到国务院的嘉奖。

　　光电所人一致认为：一个睿智的领导人，一个步调一致的领导集体，一个开拓进取的优秀团队三者合在一起便是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秘诀。刘允中书记常常告诫大家："天天努力，可能向上；稍一疏忽，一落千丈!""坐在井下观天地，沾沾自喜还可以；到了井上看天地，相差十万八千里!"他要求领导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领导班子成员务必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绝不允许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是啊，允中同志被大家誉为"热心科学事业的党委书记"，可谓实至名归。

罗致人才知人善任

　　光电所成立20周年时，刘允中写过一篇《回顾与展望》的纪念文章。他把光电所的成功经验归纳为三条，除艰苦创业和党的领导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才"。至今人们还流传着刘允中"求贤若渴，慧眼识才"的动人故事。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著名泥石流科学家杜榕桓回忆说："刘允中书记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最大的特点是热爱科学，与专业科技人员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30多岁才结婚，婚后又两地分居，南京地理研究所要我回去。我的导师施雅风找刘允中说：'杜榕桓要走了。'刘允中说：'你的手下大将怎能走呢，我可以写条子把他的爱人调来。'随即便与甘肃省卫生厅厅长联系，不到三个月便把我爱人调来了。"

　　1978年成都分院恢复后，最严峻的问题是缺乏学科带头人。当时想从科大商调张景中、杨路到成都分院数理室工作，科大不肯放。刘允中了解到二人的家属尚在成都的街道工厂做临时工，马上找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汇报，经杨书记特批将她们转正并由成都分院安排了工作。深受感动的张景中、杨路同志表示愿意到成都工作。至此，科大不得不同意调出二人。后来张景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党的十五大代表以及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杨路也成为著名数学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刘允中早在1973年就一直强调："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良好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科技队伍，对一个研究所极为重要。"他同时提出了对科技人员要"政治上充分信任，业务上大胆使用，学术上各抒己见，工作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心照顾"。这五句话成为光电所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表述。这与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知识分子政策完全一致，一脉相通。

恢复分院 不遗余力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四川的著名作家马识途、老干部刘渝明等慷慨陈词，要求把1958年以来苦心经营而中途被拆散的成都分院尽快恢复起来，以利发展四川科技。刘允中同志以同样的心情来回奔走"游说"于成都、北京之间。当时四川省委主管科技工作的杨超书记和中国科学院郁文秘书长等，为恢复成都分院提供了各种支持。四川省和中国科学院同时向国务院递交在四川建立分院的报告。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央决定：原属中国科学院在成都的6个研究单位和已从国防科委收回的光电所，组合成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整体建制在四川成都，一场复兴科技的第二次创业开始了。

　　在恢复建立成都分院时期，以刘允中为首的领导班子主要抓了四件大事。

　　一是以科研课题整顿为契机，抓方向、任务落实。他指出："结合成都地区研究所的实际，要在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同时，把更大的力量用于为国民经济、国防建设服务。"

　　二是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3月-1982年5月，成都分院给科技人员评定技术职称，切实保证5/6的科研工作时间；选拔185名德才兼备的科技人员担任研究室和管理部门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发展了289名知识分子入党；解决了186名科技人员夫妻两地分居、280名科技骨干的家属农转非及133名职工子女就业等难题，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发挥。

　　三是抓出成果，出人才。刘允中指出："一个研究所必须出成果、出人才，这是衡量一个研究所绩效的重要标准。"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对外交流的形势，他反复强调所有科技人员在刻苦钻研科技业务的同时，要努力学习外语、学会使用计算机，并明确要求每个研究室至少要有一人精通英文，能同外国学者直接交流，所有助研以上业务人员必须能阅读外文刊物、翻译有关专业文献。在他的主导下，全成都分院系统迅速掀起学习外文、学习计算机热潮，并由此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成都外语培训点。西南、西北地区院属单位的首批出国留学、访问学者大多是经过这里培训的。与人才成长相辅相成的是科研成果也多了、获奖级别也高了。这为成都分院后来突破"三无"(无院士，无博士点，无国家实验室)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大力抓基本建设，创建良好的科研园区。为了改善华西坝的科研环境，成都分院在他的带领下打响了"九龙治水"，向脏、乱、差开战的攻坚战。经过一次又一次地修路、破墙、排污、除渣、植树......一度被戏称为"滑稀坝"的大院彻底改观了，环境变美了。与此同时，2.6万多平方米的住宅竣工了，整齐平坦的水泥路修好了，幼儿园、医院完善了，电视、电话、购物商店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为开展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刘允中于1996年8月21日病故。在病危的时候，他仍在考虑如何为国家、为社会做些贡献。他用颤抖的左手十分吃力地写下遗言："我死后，不火化，把尸体捐给医院，眼角膜，有用，捐了。"他去世后，家属遵照他的遗嘱，将其遗体捐给华西医科大学，用于医学研究和培养医学人才，实现了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部献给党和人民的心愿。

　　注：崔伯良，80岁，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原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姜福远，83岁，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原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四级职员。

　　源自：《我心向党 科学报国 - 科学家精神在这里闪光》，科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