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在云南的"天文足迹"--记昆明凤凰山天文站1950-1962年艰辛创业的日子

银发网 2026-10-28

吴铭蟾口述  严丽红整理


摘要:


  在云南的建立天文观察设施可以追述到1937年,凤凰山天文站1950-1962年艰辛创业的日子是当时科研条件的一个缩影,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今天的云南天文台已在多地建立天文观察点,犹如凤凰展翅,飞翔在“彩云之南”的蓝天之下。



  

凤凰山天文种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时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以下简称“天文所”)内迁昆明。天文所在昆明东郊的凤凰山顶新建了三座砖瓦建筑,并用“凤凰山天文台”的名称对外办公。1945年,抗战胜利后,天文所回迁南京。天文所在凤凰山上留下的这三座建筑和望远镜(变星照相仪和太阳单色光分光仪)请云南大学代为看管。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后,接管了在南京的天文所,并将其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首任台长是张钰哲。张钰哲曾在昆明担任过天文所所长。昆明解放后,经张钰哲与云南大学沟通,并报请中科院和云南大学批准后,凤凰山天文台由紫金山天文台(以下简称“紫台”)和云南大学共管,并被命名为“中国科学院·云南大学昆明天文工作站”(以下简称“昆站”)。

  

  昆站聘请曾在天文所工作过且仍留在昆明的陈展云到站里恢复天文观测工作。陈展云并非天文观测员,但凭借曾协助天文观测的经历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他开始对太阳黑子开展观测。但由于变星照相仪不适合观测太阳,所以对太阳黑子的观测效果并不理想。

  

  1956年,紫台给昆站配备了一架由德国蔡司光学工厂生产的5英寸(1英寸=2.54厘米)望远镜,昆站的科研工作从此发生了改变。望远镜的圆顶和观测室由云南大学负责建设,也由其完成望远镜的安装和实现正常运转。此架望远镜大大提高了太阳黑子观测质量,又得益于昆明晴天多,太阳黑子观测资料的质和量在全国联测三台站中独占鳌头,优势凸显。

  

两项太阳观测向昆明拓展

  

  由于昆站对太阳黑子观测的成绩突出,紫台计划在昆站开拓两项新的太阳观测。一项是太阳色球耀斑照相巡视观测,这将对日地关系研究有重要价值;另一项是太阳光谱观测,它将对太阳物理研究和恒星物理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这两项观测都需配备专用太阳望远镜,即太阳色球望远镜和太阳光谱仪。

  

  紫台指派吴铭蟾(195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和黄璧昆(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赴昆明开拓这两项观测。

  

  1959年元旦刚过,他们二人便随身携带着两架望远镜的核心部件H-alpha单色滤光器和分光光栅、乘火车从南京途经上海、湖南衡阳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继而转乘长途汽车经百色和赤亨进入云南师宗,接着到了宜良,再从宜良乘窄轨火车抵达昆明,历时7天。这两架太阳观测仪器的光学镜面和其他机械部件则由火车托运,从我国南京途经广西出境,绕道越南,再由我国云南河口入境,由窄轨火车运抵昆明,历时1个月。

  

“四无一缺”一言难尽

  

  到昆明后,他们先到昆明城内的中科院云南分院报到,随后在分院招待所住下。就在他俩都以为会有汽车来接他们到昆站时,得知要自己扛着铺盖卷到火车站乘窄轨火车自行前往。他们在一个很小的叫“羊方凹”的车站下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转上大路,穿过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才开始爬山。

  

  到达山顶后,他们看到在松树林间的三座灰砖墙建筑和一个红砖砌成的圆顶观测室。这便是当时的昆站全貌。当时全站职工仅6人,他们是第7人和第8人。

  

  吴铭蟾、黄璧良发现,昆站基本属于“四无”:无围墙、无行车的大路、无水和无电。当时的昆站还没有围墙,任何陌生人都可以随便进出,甚至可以直入办公室和宿舍。山上只有一条窄窄的牛车路和一条林间小径,站上所需的仪器、粮食和燃煤等物资,都是靠人力或小板车一点点的从半山腰运上山。而生活用水,要到山下村前的一个水塘打。每次下山打满两木桶,由一匹马驮上山,除保证伙房煮饭洗菜用水外,每人每天只有一瓶五磅水瓶的开水和一脸盆冷水。虽然这不是硬性分配,但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着。由于用水有限,山上严禁洗衣物,所以大家只能下山到水塘洗。没有电,晚上照明是靠点煤油灯。

  

  更困难的是缺少住房。1959年时,除吴铭蟾、黄璧外,分院还增派了领导、行政和业务人员共6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到国庆节时昆站有近20人,而当时的宿舍仅8间。不得已,站领导和行政秘书带着家属就挤在一间约10平方米的宿舍内。

  

  厕所,是在离宿舍约50米远处。夜晚上厕所要自带手电筒照明。

  

  吴铭蟾、黄璧听站上老同事说,因为山上生活条件实在艰苦难忍,之前已有数位职工离职。后来,先后也有两任行政秘书宁肯退职回北方农村老家种地,也不愿当中科院的干部。炊事员也不例外,有的干不到几天便不辞而别,做饭的事,只好由职工轮流下伙房了。

  

  除了业务工作,还有每周五半天全站职工的政治学习,每周六半天的劳动,如修路、种阳芋等。每周日的生活稍丰富一些,可以在山上休息,也可以下山洗衣服;甚至可以乘小火车或是骑自行车或是步行到昆明城里(约6公里)找个浴室洗个澡,下馆子吃一顿,看一场电影。

  

四载努力付之流水

  

  太阳色球望远镜和太阳光谱仪都需电力驱动马达跟踪太阳。在当时,电力局要见批准的基建项目才能给架线供电。但昆站根本没有基建项目。所幸的是,邮电局有报废的木电杆和瓷瓶电线等可卖给昆站。通过从山下的工厂作为内线引电上山,才解决了昆站无电的大难题。

  

  太阳色球望远镜安装在5英寸望远镜观测室的底层,太阳光谱仪安装在原来天文所留下的太阳单色光分光仪室内。这两架太阳观测仪器的各部件并没有经过严格设计,可谓是拼凑成的。望远镜的精准调试,需要相当的光学理论和实践经验。而吴铭蟾、黄璧既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也没人指导。在这种软硬件都先天不足的情况下,纵使大家长时间地努力调试,也总是聚焦不准,或图像不均匀。总之,一直处于实验调试状态,始终得不到可用于科研的合格的照相资料。在这期间,还增加了太阳台选址任务。到最后,虽经全站职工的不断苦干拼搏,最终未得到什么有价值的回报。

  

  在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政策后,1962年,昆明的中科院机构:昆明植物所、昆明动物所和天文工作站都下放给了地方,由云南省科委领导,同时撤销了云南分院。

  

  就在云南分院撤并之前,已先行精简了昆明天文工作站:取消太阳色球观测、太阳光谱观测和太阳台选址任务,只保留太阳黑子观测这一个项目和部分观测及行政人员6人。再后来,准备将余下的6人全部下放到地方。幸运的是,经陈展云将此消息报告紫台,通过紫台与云南分院紧密磋商后,才保留了包括吴铭蟾在内的3位从紫台调来昆明开拓太阳工作的天文专业人员。其他3位同志则被调到云南省财贸干校去了。

  

  在凤凰山创业开拓科研的起步阶段困难重重,最后以失败告终,之前的四年努力付之流水。

  

后记:凤凰展翅

  

  通过这段创业失败的经历,紫台领导认识到,要发挥昆明的天气优势巩固和发展昆站的天文事业,必须得有坚实的基础。于是,紫台便召回吴铭蟾和黄璧到南京,与天文仪器厂共同研制正规的太阳色球望远镜和太阳光谱仪。同时,紫台也制订了昆站基建计划,包括建三个天文观测室、修路、引水上山、架供电线路、盖宿舍和食堂等。计划经中科院批准后,于1965-1967年建设完成。自此,昆站的面貌大为改观。

  

  昆站的太阳黑子观测、太阳色球观测、太阳光谱观测和人造卫星观测在保障我国“东方红”卫星及后续的卫星上天方面,提供了太阳预报和卫星定位定轨数据,做出过不小的贡献。

  

  1972年,中科院发文成立中科院云南天文台。云南天文台在昆站基础上,向东和东北方向进行了扩展,建成台本部,而凤凰山天文所原址成为云南天文台的太阳物理科研区。

  

  今天的云南天文台,在先后经历了1978年“科学的春天”,20世纪90年代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2006年嫦娥工程的40米射电望远镜落户云南天文台本部,2007年2.4米望远镜在丽江天文观测站落成,2010年抚仙湖太阳物理研究基地建成、1米口径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投入科研工作等之后,犹如凤凰展翅,飞翔在“彩云之南”的蓝天之下。

  

  注:吴铭蟾,83岁,中科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严丽红,在职,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六级职员。

  本文源自:《定格在记忆中的光辉70年:献给中国科学院70周年华诞》,科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