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西南队接壤分队考察记事

杜占池

　　摘要： 　　　　

　　作者先后参加过10次科学考察，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1965年前后在川滇接壤地区的综合考察。1964年12月8日从贵阳到昆明收集资料算到1966年6月2日在成都初步总结完毕，这次科考跨越了1964-1966年3个年份，前后历时18个月，其中在京时间不足4个月，连续2个新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也是考察经历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学识收获很大，犹如上了一次综合性大学。

　　在我的工作生涯之中，先后参加过10次科学考察。比较这10次考察，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65年川滇接壤地区的综合考察。之所以难忘，是因为这次考察时间之长、足迹范围之广、攀登高山之多、原始资料之丰、综合性之强、团结协作之好、学识收获之大、考察途中行车之险、感受社会教育之深，均是其他几次科学考察难以企及的。

　　考察时间之长

　　川滇接壤地区的野外考察始于1965年4月中旬，结束于12月中旬，历时8个月。若从1965年3月24日出队算到1966年1月12日回京，则有近10个月之久。若从1964年12月8日我们从贵阳到昆明收集资料算到1966年6月2日在成都初步总结完毕，这次科考跨越了1964-1966年3个年份，前后历时18个月，其中在京时间不足4个月，连续2个新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这在我的考察经历中，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

　　足迹范围之广

　　这次的考察范围包括云南省丽江、大理和楚雄三专区(州)的27个县，及四川省西昌专区的11个县。从南到北，最长处约500公里;从东到西，最宽处约400公里;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垂直分布范围，下至海拔1500米以下的暖热河谷，上至4000米以上的严寒高山。足迹所至的最低点是四川省宁南县葫芦口，海拔640米;最高点是西昌的螺髻山，海拔4100米。相对高差达3460米。水平范围之广，垂直高度之大，为我所参加的其他历次考察所不及。

　　攀登高山之多

　　1965年是我攀登海拔3000米以上高山最多的一年。在云南省，有丽江的玉龙雪山、大理的苍山、剑川的老君山、永仁的白草岭、大姚的县华山;在四川省，有西昌的螺髻山和牦牛山(东坡)、盐源的牦牛山(西坡)和小高山等。这些高山的相对高差都在1000米以上，没有公路，无法行车，只有靠两条腿攀登。此外，乘车翻越3000米以上的地段还有5处--丽江的栗地平、西昌的热窝塘、会东的夹马石、盐源的棉垭口、冕宁的洋洛沟。我所参加的其他科学考察，有的步行爬山更多(如紫胶考察)，但海拔高度远不及此;有的海拔更高(如西藏)，但在高原上可以行车，徒步较少。就攀登高山之多而言，均无法与这次科学考察相比。

　　原始资料之丰

　　植被与草场最基本的原始资料莫过于样方调查记录。在历时8个月的穿梭考察中，我共取得500余份样方资料，为编制植被类型图奠定了基础。攀登众多高山，取得的优势植物种的分布上限资料，尤为珍贵。大量的草场利用及适口性访问和实地观察，为草场资源评价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综合性之强

　　在分队长程鸿、孙鸿烈的领导下，经过多次认真讨论，我们明确全队的总体任务为，配合西南重点地区工业建设的需要，考察研究川滇接壤地区的农业发展潜力与布局，为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服务。与之相适应，我们成立了土地资源和农业两个任务组。前一个组的中心任务是土地资源评价及其利用方向。在孙鸿烈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建立了一整套土地资源评价系统、内容、方法和具体实施步骤。其中，编制土地类型图是最基础的工作。为提高制图精度，在野外，植被、土壤、地貌等专业人员，在同一地点同时进行观测;在室内，首先制定统一的制图指标，而后利用地形图和航空照片，有关专业人员将各个相关自然要素，依次添加到同一张底图上，绘制出土地类型图。然后，以此为基础，编制土地利用现状图、宜农荒地资源图、草场资源图、宜林地和森林资源图等应用性图件。其后，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水利条件，以及宜农、宜牧和宜林地的各自指标，编制土地资源综合利用图，并计算出增产潜力及其途经。上述工作，一环扣一环，步步深入，缺一不可，其综合性之强，可见一斑。

　　团结协作之好

　　植被和草场虽同为一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所以，野外调查和室内总结内容均有所差别。前者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植物群落的分布规律，绘制植被类型图，为土地类型图的编制提供基础资料。后者的主要任务是对草场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任务虽然不同，但全组成员均将其视为一体，同等对待。在野外，按照事先拟定的调查详纲，全面进行样方记载，一起收集各类资料，深入进行调查和访问。特别是，在分路考察的情况下，无论是谁，对各项考察内容，均要做到无一遗漏。在室内，当任务需要时，大家并不固守自己的专业。例如，当草场资源统计缺少人手时，植被专业的杨宗贵就毫无怨言地承担了本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大家的团结协作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发扬，是我们这一代人长期受到思想道德教育的硕果，也是大家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同甘共苦、感情至深的体现。时至今日，这些情景依然会在梦中再现。

　　学识收获之大

　　我是草原专业出身，刚刚参加工作，思路不够开阔，知识有限。分队的老同志和众多的专业人员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孙鸿烈、李缉光、何妙光等同志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使我终身受益。在专业组内，肖育檀、李琼华等都是我的植物分类老师。在任务组内，田济马、刘朝端、魏正仓等，教我认识土壤类型及其剖面特征。从朱景郊、张耀光和李万等同志那里，我学到了许多自然地理知识。此外，气候组的李继由、沙万英，畜牧组的汤火顺、李实喆，农业组的张烈、陈振杰，水利组的章铭陶、陈根富，经济组的朱忠玉、钟烈元，等等，他们各自的学识，在日常工作和学术交流中，使我受益匪浅。这短短的一年，我的学识收获之大，犹如上了一次综合性大学。

　　考察途中行车之险

　　川滇接壤地区山脉众多，最高峰梅里雪山海拔达6740米，最低处金沙江畔只有600米，高度极为悬殊，俗称“坝子”的山间盆地所占面积极小。河流西有怒江、澜沧江，中有金沙江及其众多支流。可谓高山遍布，河流纵横，深谷峭壁，地势险峻。

　　公路都是盘山而修，路面窄，弯道多，路面与谷底的高差小则数十米，大则数百米。通往乡镇的公路，窄处只有3-4米宽，如果汽车狭路相逢，需要一方主动相让，将车倒到路面稍宽之处，才能错车;万一司机“顶起牛”来，僵持不下，只好原地等待。不过，我们还算幸运，只遇到过一次“顶牛”，没有耽误太多时间。考察队的汽车司机大多是军人出身，责任心强，技术全面。尽管坐着“嘎斯63”天天在深山峡谷中穿行，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不过，当行至毗邻万丈深渊的狭路时，有时不经意地从车上向深谷一望，还是会脉搏加快，心里发怵。在云南省丽江专区考察时，有一次，天色已晚，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此时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路窄而无法错车，我们主动相让，将车倒了几下。司机怕出意外，叫大家下车等待。我们下车一看，吓了一跳，左侧后轮已经悬空，就差那么一点，车即跌入深谷。真是万幸，没有酿成大祸。还有一次，汽车沿盘山道而上，拐弯时，突然发现对面开来一辆货车，我们的司机紧急刹车，但对方车速较快，又是下坡，刹车不及，将我们的车撞得后退了好几米，好在有惊无险，没有坠入悬崖。又有一次，在四川省西昌专区，我们在考察途中遇到一条无桥小河，下车询问当地居民。当地居民说是平日水量较小，汽车可涉水而过，这几日大雨，河水猛涨，过河有些危险。如果掉头原路返回，势必影响考察计划。司机胆大心细，对河水深度和流速仔细做了一番调查，决定冲过去。他将车往回倒了几十米，然后开足马力，车速极快，向前猛冲，行至河中，尽管车速有所减缓，但万幸没有熄火，谢天谢地谢司机，顺利渡过了一关。这些与科研人员朝夕相处的司机师傅，为科考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我都非常想念他们。

　　感受社会教育之深

　　考察之初，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我有时觉得自己生活艰苦，工作劳累。经过几个月的亲历目睹，我完全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深山地区，村庄一般搭建在山坡上部，农田分布在下部和谷底，所以出门就得徒步爬坡。农民一年四季日日操劳，早出晚归，背着沉重的背篓，步履蹒跚地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显得十分吃力。吃的是苞谷、洋芋，蔬菜极少，辣椒是最好的下饭菜肴。住的房屋四处漏风，用火盆取暖，烟熏火燎，呛鼻熏目。劳作之余，几乎没有娱乐活动。

　　我们与当地农民有天壤之别，考察装备齐全，有生活补助费，出门有科考车。我们吃住大都在招待所，没有寒冷和饥饿之虞，有的仅仅是爬山之累。

　　我虽然经历过生活困难时期，但当时我尚在大学读书，只是节衣缩食而已。1965年的科考经历，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一直珍藏在心。这种亲身体验是任何说教都无法替代的，对增强吃苦耐劳精神、削弱追名逐利思想、培养容忍谦让性格、坚定为科考事业献身的决心，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每当我遇到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深山中的农民，以此来平静自己的心绪，摆正自己的心态。如今，每当独自静思，回忆这段经历时，往往情不自禁地泪水盈眶;有时与家人谈及这段经历时，便会哽咽难言。

　　注：杜占池，男，80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源自：《我心向党 科学报国 - 科学家精神在这里闪光》，科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