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开展的是大爆破开挖路堑。张建华组织大家设计炸药包布置方案，并连夜进行认真讨论。方案确定后，交由铁道兵施工。当时国家困难，不能全面使用机械，很多地方是靠人挖肩扛。在工地上，我看到张建华快步跑到战士当中，把外衣脱下往边上一甩，就干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组长张建华。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郭沫若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又是诗人、作家、剧作家、书法家，还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去世，他担任过许许多多的行政职务。
1987年，中国科学院改革院机关机构，成立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局(简称生物局)等四个业务局。时任植物研究所所长的钱迎情受命周任生物局局长，他以真诚的民主作风、诚心的尊重态度来影响人、凝聚人，春风化雨细无声般地将组织的要求与业务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全局工作氛围积极向上，为我国的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事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奉献。
我都参加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横断山区的大规模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队。考察地区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考察的形式、考察的经历以及考察的结果与收获，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令我终生难忘。每当回忆起考察过程中的某些片断，心情都无比兴奋，甚至激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引进了高粱雄性不育三系实验材料和技术，1958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繁殖种子，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了杂交高粱产量，为解决饥饱问题做出了贡献，也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才，引导和推动了我国各种农作物杂种优势的利用工作。
作者1957年南京大学毕业的，在新疆工作了50个春秋。他和彭加木同志一起组建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曾38次去罗布泊考察调研。通过遥感、卫星、雷达等技术手段在考察中广泛应用，逐步揭开了罗布泊真正面目，在罗布泊研究中发出了中国声音。 我是1957年南京大学毕业的，在新疆工作了50个春秋。其中1991-1996年，院党组调任我担任中科院兰州沙漠所所长、书记，之后我又回到了新疆。
我与光学玻璃特别是激光钕玻璃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53年秋天，我离开炎热的广州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辗转近一个星期，落脚凉爽的长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立即投入光学前辈王大珩、龚祖同先生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的研制和以后的推广工作中，亲身感受了我国光学玻璃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艰难与喜悦。
作者随中科院西南地区科考队贵州分队赴梵净山第一次参加科学考察，经过近10天的奔波，克服劳累和困倦的袭扰，亲临梵净山采集珍贵标本，探索自然垂直分布规律。 1964年，综考会领导分配我到中科院西南地区科考队贵州分队工作。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参加科学考察，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到南方亚热带山区。
从50年代开始，国际著名岩土力学专家、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宗基先生(1922-1991)，原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工程地质研究室主任谷德振先生(1914-1982)等先后带领数百名研究和工程人员进行大量艰苦卓绝的研究和工程实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为三峡、葛洲坝工程做出的杰出贡献。
1984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承担的天文卫星、资源卫星研制任务调整后，承担“微波遥感”课题的研究室迎来了一段最艰难的日子，大部分科研人员课题没了，科研经费也没了。陈祖源同志带领原遥控设备组的同志们，争取别的科研项目的经费来养活“微波遥感”课题，经过几年的奋斗，终于取得了实际应用成果，并培养了一支拥有一百多科研人员的团队。
最终为之献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生态学的奠基人马世骏先生。 本文仅通过追踪我国“生态文明”观形成的轨迹，重点探讨马世骏先生如何从一位中国著名昆虫生态学家，在蝗虫、黏虫危害治理方面已功成名就的专家，而毅然转变到生态学中一个更为复杂的研究领域，在年届七十之际，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为之呼唤、呐喊，践行不倦的情怀。
四十年来，郭书春在《九章算术》和刘徽的研究中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十几部著作，社会反映较好，有的图书获国内外大奖，大多数著作被重版。其认真研读原著、敢于追求真理的学风值得后人学习。 四十年来，我在《九章算术》和刘徽的研究中做了一些工作，出版了十几部著作，社会反映较好，有的图书获国内外大奖，大多数著作被重版。在一次面向青年学子的讲座中，有人问我:郭先生是怎样想到研究“刘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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