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研究所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在施立明的带领下，经全所同志共同奋斗，昆明动物研究所不断取得优异的科研成就，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生物进化领域的研究所。 1994年5月22日，施立明因肝癌逝世，年仅55岁。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岁月虽在流逝，但施立明的科学家精神却如清晰而标准的模板，引领着每个科研人员立足本职、锐意创新，以科技报国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攀登世界科技的高峰。
我们应该在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作物上开展花药培养技术研究，争取获得突破，在国际上展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他还对花药培养的原理进行了一番分析，阐述了选题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由于视野独到、目标都是向国际水平的高度看齐，具有远见卓识的眼光，一些与会者至今都对胡含的讲话有深刻印象。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协商，大多数同志都表态赞同开展花药培养育种的新方案。
我都参加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横断山区的大规模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队。考察地区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考察的形式、考察的经历以及考察的结果与收获，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令我终生难忘。每当回忆起考察过程中的某些片断，心情都无比兴奋，甚至激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引进了高粱雄性不育三系实验材料和技术，1958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繁殖种子，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了杂交高粱产量，为解决饥饱问题做出了贡献，也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才，引导和推动了我国各种农作物杂种优势的利用工作。
作者1957年南京大学毕业的，在新疆工作了50个春秋。他和彭加木同志一起组建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曾38次去罗布泊考察调研。通过遥感、卫星、雷达等技术手段在考察中广泛应用，逐步揭开了罗布泊真正面目，在罗布泊研究中发出了中国声音。 我是1957年南京大学毕业的，在新疆工作了50个春秋。其中1991-1996年，院党组调任我担任中科院兰州沙漠所所长、书记，之后我又回到了新疆。
我与光学玻璃特别是激光钕玻璃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53年秋天，我离开炎热的广州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辗转近一个星期，落脚凉爽的长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立即投入光学前辈王大珩、龚祖同先生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的研制和以后的推广工作中，亲身感受了我国光学玻璃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艰难与喜悦。
作者随中科院西南地区科考队贵州分队赴梵净山第一次参加科学考察，经过近10天的奔波，克服劳累和困倦的袭扰，亲临梵净山采集珍贵标本，探索自然垂直分布规律。 1964年，综考会领导分配我到中科院西南地区科考队贵州分队工作。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参加科学考察，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到南方亚热带山区。
从50年代开始，国际著名岩土力学专家、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宗基先生(1922-1991)，原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工程地质研究室主任谷德振先生(1914-1982)等先后带领数百名研究和工程人员进行大量艰苦卓绝的研究和工程实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为三峡、葛洲坝工程做出的杰出贡献。
1984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承担的天文卫星、资源卫星研制任务调整后，承担“微波遥感”课题的研究室迎来了一段最艰难的日子，大部分科研人员课题没了，科研经费也没了。陈祖源同志带领原遥控设备组的同志们，争取别的科研项目的经费来养活“微波遥感”课题，经过几年的奋斗，终于取得了实际应用成果，并培养了一支拥有一百多科研人员的团队。
最终为之献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生态学的奠基人马世骏先生。 本文仅通过追踪我国“生态文明”观形成的轨迹，重点探讨马世骏先生如何从一位中国著名昆虫生态学家，在蝗虫、黏虫危害治理方面已功成名就的专家，而毅然转变到生态学中一个更为复杂的研究领域，在年届七十之际，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为之呼唤、呐喊，践行不倦的情怀。
四十年来，郭书春在《九章算术》和刘徽的研究中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十几部著作，社会反映较好，有的图书获国内外大奖，大多数著作被重版。其认真研读原著、敢于追求真理的学风值得后人学习。 四十年来，我在《九章算术》和刘徽的研究中做了一些工作，出版了十几部著作，社会反映较好，有的图书获国内外大奖，大多数著作被重版。在一次面向青年学子的讲座中，有人问我:郭先生是怎样想到研究“刘徽”的?
叶笃正先生是世界气象学界屈指可数的学术巨匠之一，也是我国大气科学及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问鼎大气科学研究巅峰的同时，叶先生特别重视科普工作。他认为做好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举措，科普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科学家要用深入浅出的话告诉公众自己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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