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文俊研究员来自辽宁省，是一位满族的科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他虽年过半百，但却总是不知疲倦，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奔走在我国南方的丘陵地带，走遍了南方的千山万水。他亲自带领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对我国亚热带东部丘陵山地进行了为期十年的考察研究。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时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以下简称“天文所”)内迁昆明。天文所在昆明东郊的凤凰山顶新建了三座砖瓦建筑，并用“凤凰山天文台”的名称对外办公。1945年，抗战胜利后，天文所回迁南京。天文所在凤凰山上留下的这三座建筑和望远镜(变星照相仪和太阳单色光分光仪)请云南大学代为看管。
1965年，张炯远同志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张炯远热爱科学考察工作，决心为气候资源考察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1981年春，为进行太阳辐射分光观测，张炯远带病赴攀枝花、丽江进行分光观测，他每天连续观测十几个小时。
1950年12月，政务院决定将中国唯一的一台电子显微镜(下文简称电镜)交给刚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这是一台英国Metropolitan-Vickers生产的电镜，国民政府时期引进，属于重庆电波研究所。至国民政府撤离大陆时，这台设备尚未安装使用，连同包装完整地存放在西南财经委员会。中科院一经得知政务院的决定，立即开始安排各项接收事宜。
他感恩党和政府，一直孜孜矻矻地行走在科研的道路上，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野外考察、实地走访、与农民田头座谈，解决了土壤的物化性能、肥力水平，终于实现水稻亩产均在1500余斤左右的肥沃农田。中科院等六部委还向他颁发了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首先开展的是大爆破开挖路堑。张建华组织大家设计炸药包布置方案，并连夜进行认真讨论。方案确定后，交由铁道兵施工。当时国家困难，不能全面使用机械，很多地方是靠人挖肩扛。在工地上，我看到张建华快步跑到战士当中，把外衣脱下往边上一甩，就干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组长张建华。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郭沫若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又是诗人、作家、剧作家、书法家，还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去世，他担任过许许多多的行政职务。
1987年，中国科学院改革院机关机构，成立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局(简称生物局)等四个业务局。时任植物研究所所长的钱迎情受命周任生物局局长，他以真诚的民主作风、诚心的尊重态度来影响人、凝聚人，春风化雨细无声般地将组织的要求与业务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全局工作氛围积极向上，为我国的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事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奉献。
我都参加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横断山区的大规模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队。考察地区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考察的形式、考察的经历以及考察的结果与收获，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令我终生难忘。每当回忆起考察过程中的某些片断，心情都无比兴奋，甚至激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引进了高粱雄性不育三系实验材料和技术，1958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繁殖种子，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了杂交高粱产量，为解决饥饱问题做出了贡献，也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才，引导和推动了我国各种农作物杂种优势的利用工作。
作者1957年南京大学毕业的，在新疆工作了50个春秋。他和彭加木同志一起组建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曾38次去罗布泊考察调研。通过遥感、卫星、雷达等技术手段在考察中广泛应用，逐步揭开了罗布泊真正面目，在罗布泊研究中发出了中国声音。 我是1957年南京大学毕业的，在新疆工作了50个春秋。其中1991-1996年，院党组调任我担任中科院兰州沙漠所所长、书记，之后我又回到了新疆。
我与光学玻璃特别是激光钕玻璃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53年秋天，我离开炎热的广州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辗转近一个星期，落脚凉爽的长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立即投入光学前辈王大珩、龚祖同先生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的研制和以后的推广工作中，亲身感受了我国光学玻璃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艰难与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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