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入侵东北三省。在东北大学任教的钱临照一时间流离失所，回到北平被严济慈收留。 钱临照非常想去严济慈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前身)工作，无奈严济慈手下已有4名助手，名额满员。 此时的钱临照已经结婚成家，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上海工部局所属的电话局里谋到一个技师的职位，月薪160元。
在科学界，要大家接受一个新的观点并不容易。邹承鲁关于核糖核酸酶的研究结果发表之后，有些国际同行表示质疑。国内外不少实验室用不同的酶进行类似的变性实验，虽然多数和邹承鲁的假说相符，但也有少 数科学家报道了二者同时发生甚至构象变化先于活性丧失的结果。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前身)所长到天目山采集标本，尹文英随同前往。当年，尹文英刚从武汉调到上海，还没有接手科研项目。她随手翻阅着一本《昆虫采集法》的小册子，看到一幅陌生的昆虫图。所长说：“这种昆虫叫原尾虫，我国还没有发现过，你不妨找找看。”
9月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棉花遗传育种专家喻树迅在海南逝世，享年73岁。这位被誉为“育种魔术师”的科学家，一生与棉花结下不解之缘，用毕生心血书写了中国棉花产业的传奇。 “作为农业科研工作者，就是要做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是要为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这是喻树迅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信念。
刘建康的实验结果与世界生物学权威魏斯曼的“种质连续学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他没有畏惧权威，也没有对自身产生怀疑，而是在论文中果断针对“种质连续学说”提出质疑，认为“魏氏的理论过分着重于重演学说而所提供的事实根据太少”。观点一出，生物学界的同行们纷纷对他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致以敬意。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淞沪会战打响后，杭州频频遭受敌机轰炸。国难当头，为了积蓄救亡图存的教育科研力量，当年11月，浙江大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 从杭州出发，迁移4次，历时2年多，跋涉2600余公里，其间“不停课不停学”……这次“西迁”也被后人称为“文军长征”。
从1994年开始选址到2016年落成，团队经历了数不清的困难。一次选址时碰上下大雨，南仁东脚下打滑滚了下去，幸好被两棵小树挡住。还有一次在大窝凼考察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因为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连人带树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
20世纪80年代，吴文俊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方法扩展到了更一般的方程机器求解，形成了一个系统的领域——数学机械化，并获得了极广泛的应用。数学机械化的方法正在渗透到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同时被应用于机器人、连杆设计、控制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高技术领域。
在神光Ⅱ工程多功能光束系统研制期间，针对大口径光束空间滤波器出现的光束质量较差问题，林尊琪不循规蹈矩，创造性地提出了使用非球面透镜作为空间滤波器的输入透镜的方案。当时，国内尚未有使用非球 面透镜作为空间滤波器透镜的先例，国外也鲜有报道，大家对此有很多质疑。
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只有很少的科学家从事应用光学研究。为了发展我国的光学事业， 一直渴望在我国研制出光学玻璃的龚祖同接受王大珩的邀请，举家迁往长春。龚祖同被任命为长春仪器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与王大珩一起部署仪器馆熔炼光学玻璃的研究设施和队伍。
一生追问，一世深耕。郭爱克院士用行动诠释了科学家的使命：既要有仰望星空的勇气，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担当。他的一生，是传统科学与未来技术交织的传奇，更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时代注脚。
在云南大学，彭桓武开设了“物性论”“高等电磁论”两门课程，均填补了 云南大学的空白。他还主持了老师们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班。据听过他的课的人回忆，他的讲解语言简明、概念深入、表述清晰、逻辑严谨，深受同学、老师们的欢迎。 为了筹备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彭桓武更是废寝忘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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